引言：备受瞩目的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篆书篆刻刻字展在山东美术馆开幕之际，笔者通过对山东大地上自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尊刻文、商周甲骨吉金、秦汉碑刻，至明清金石文字学与篆书篆刻家群体进行梳理概述，旨在对山东地区丰富的篆书、篆刻历史文化遗存和文化艺术成就进行集中呈现，以期让读者感受齐鲁大地上赓续几千年的金石书法遗风，古今呼应，金石共鸣。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久远的汉字文化和华夏文明，共同礼敬中国文字，传承中华文明。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中有泰山，东临大海，地灵人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理想的栖息地之一。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齐鲁大地上的先民们生养于斯，给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迹和历史遗存。汉字文明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制大口尊上的刻画图像文字（图1），被学术界认为是早于甲骨文的汉字雏形。山东淄博桓台县史家村遗址在属于岳石文化遗存中，发现刻有符号和文字的卜骨卜甲，年代约在夏商之际，比殷墟甲骨文提前近三百年。自此以后，齐鲁大地上汉字书法文化传承有序，文脉赓续不断。
图1莒县陵阳河遗址陶文大汶口时期
商周时期的山东古族古国林立，文化兴盛。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山东地区是商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山东境内发现了丰富的商文化遗存，其中以济南大辛庄、长清小屯、青州苏埠屯、滕州前掌大等遗址的发现最为重要。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图2）是商都殷墟以外数量最多的甲骨文，表明该遗址与商王朝的密切关系。
图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
山东大学博物馆藏自清末山东福山籍学者王懿荣发现首片殷墟甲骨，经过学者年来的努力，甲骨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所见甲骨共有约15万片，单字约字，可以识读的单字有多个。山东博物馆珍藏甲骨1.05万片（图3、图4），是国内收藏甲骨的重镇，其数量之大、藏品之精、研究价值之高，在国内乃至国际甲骨收藏单位之中，都有重大的影响力。
图3氐眾人卜甲商晚期山东博物馆藏
图4鎷卜骨商晚期山东博物馆藏
山东博物馆馆藏甲骨均为安阳商代殷墟早期出土品（图5），甲骨年代跨越商代晚期多年，文字内容涉及殷商政治制度、王室结构、社会生活、经济生产、方国地理、军事战争、宗教祭祀、文化礼制等方方面面，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珍贵史料。在青铜吉金文字方面，青州苏埠屯出土的以“亚醜”（图6）和融字为徽文的青铜器，证实这里在商代是重要的方国所在地。齐鲁大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众多，其中以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的《小臣艅尊》（图7）为其代表。
图5虹不隹年卜骨商晚期山东博物馆藏
图6亚醜卣商2字（盖器同铭）
图7小臣艅尊商27字（合文1）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大地深受西周礼乐文化影响，铸器勒铭之风盛行，因此这一地区出土的此时期青铜器较其他地区都要丰富，北宋宋徽宗宣和年间（公元年）临淄齐国故城就发现叔夷钟、叔夷镈等著名青铜器（图8），这是山东最早见于记载的青铜器出土记录。
图8陈曼簠战国齐国（前—22）器
金文4行22字上海博物馆藏
其后，山东出土青铜器渐多（图9、图10）。尤其是清代乾嘉时期，随着金石学的兴盛，山东金石学家陈介祺、吴式芬、丁子真父子、丁树桢等收藏传拓了数量众多的金石器及其铭文，并对山东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著录和考订，其中以清代阮元、毕沅所著《山左金石志》为代表。
图9举乍父乙卣商5字
图10陈侯盘春秋29字
秦汉刻石为山东书法文化遗存之一大宗，其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左右，尤其是秦和西汉的作品，更占有绝对优势。秦始皇东巡，曾多处刻石记功颂德，立《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图11）传为李斯所书，为秦小篆之范本。翌年又立《之罘刻石》与《东观刻石》。《琅琊刻石》曰：“今皇帝并一海内，……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及《峄山刻石》：“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之。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传秦代七大刻石中，上述五块刊刻立石于齐鲁大地，作为秦小篆的典型范本，为后世篆书的取法和传承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图11泰山刻石（安国北宋拓本）
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西汉历经二百余年，现存刻石极少，其中西汉鲁孝王修建宫室时所立碑刻《五凤刻石》（又称《鲁孝王刻石》《鲁孝王泮池刻石》）（图12）为典型篆隶融合的书写风格，气息雄浑古拙，既有隶势，又有篆籀之法，实为西汉石刻中的瑰宝，弥足珍贵。原在曲阜南九龙山鲁王崖墓中刻在塞墓石门上的《王陵塞石刻字》（又称《九龙山封门刻石》）（图13），为西汉石刻中又一珍品。
图12五凤二年刻石西汉
图13王陵塞石刻字西汉
此刻字的篆法，似秦代“权”、“量”上的铭文，无秦小篆的婉通，而有古隶的朴拙，且具八分骏发之势，苍劲简质，疏宕天然。新莽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二月十三日刊刻，现藏于邹城市博物馆的《莱子侯刻石》（图14），可视为汉隶存篆籀之法的典型代表。诸城王金策曾评价其：“不知原刻正以朴拙倍见古情；今人无事不胜古人，惟朴拙万不可及。”杨守敬在其《平碑记》中说：“是刻苍劲简质，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此石刻自清嘉庆二十二年（年）秋，无意中被发现于邹县南的卧虎山中，此后便被历代金石书法学者视为珍宝。汉代碑额篆书是目前所见的汉篆中重要的取法资料，山东地区的《张迁碑》碑额（图15）、《孔宙碑》碑额、《郑固碑》碑额、《王舍人碑》碑额等，风格各具特色，艺术价值极高。
图14康生、郭沫若题跋《莱子侯刻石》初拓本
图15《张迁碑》碑额东汉
自古以来，山东就是古玺印出土、弆藏、研究的重镇。（图16）宋代济州任城金石学者王俅积三十余年摹古器物款识，以今文释之而成《啸堂集古录》，自商迄汉，凡收录器，其中存印37方，可谓金石学研究中辑古印成谱的先声。此集古录宋刻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清代初期，作为篆刻取法之需，山东印人首先将古玺印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并注重收集。安丘张贞一门印人于康熙、雍正时期已广加收集。
图16山东新出土古玺印
胶西高凤翰三十岁许在安丘张在戊处得观千余方古玺印和部分印谱，其一生收藏秦汉印达余方。其于乾隆初年刊印的《西园印谱》第一册即存铜玉古印方，其后刊印的《南村印辑》（图17）《古铜玉印谱》均辑录有古玺印。乾隆十五年（年），安丘张在辛弟子、长山聂际茂垂三十年辑秦汉印、明清印人印作谱录，成《印萃》八册，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编次，首册收秦汉印方。乾隆四十八年（年），钱塘袁枚所藏古印悉数赠以曲阜孔广燡，孔广燡编次，同里桂馥、颜崇椝审定，辑为《古印初集》（又名《琢研山馆古印初集》）二卷。收汉私印、宋元官印等方。道光十五年（年），海丰吴式芬辑《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四册本（又有八册本），收玉印、秦汉古玺、姓名印、吉文印等总计方。
图17高凤翰《南村印辑》著录古玺印
在古玺印的辑录、研究方面，贡献之大、研究成果之丰无疑首推潍县陈介祺和海曲王献唐两位先生。陈介祺作为有清一代金石收藏研究大家，其收藏涉及金石诸门类，全面而宏富，尤以古玺印收藏为古今之冠，至今无出其右者。在其第一部辑古印谱《簠斋印集》自序中云：“余集古印二十年，精选慎收，去伪去近，自周秦以来至于汉魏六朝官私玺印二千余钮，金玉银铜宝石琉璃牙钿备具，复假之东武刘燕庭方伯百钮，益以泉印钩印斗检封泥封，附以虎符龟鱼符为十二册。”可窥陈氏收藏之丰。陈氏几十年致力于古玺印收集，藏印余方，藏印之室称“万印楼”，晚年复笃力于编纂《十钟山房印举》（图18），存印逾万，此印举在编辑过程中，又钤有多种附属性分类印集，如《周秦印谱》《周秦玉印玺》《簠斋钩印集》《虺蛇鱼钮印集》《巨玺巨印集存》《古玺稿》《官印稿》《姓名印稿》《殳篆印》《臣名妾名册》《象形印》《汉两面印》等，极大地丰富了印谱种类。
图18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著录古玺印
罗振玉评价：“予尝评骘诸家谱集，自以陈氏《印举》为最博。”王献唐称：“陈氏所藏金石，凡所目验，悉为真品，无一伪作，此老巨识，当不易欺。”陈氏在考据鉴定古印之外，古印分类研究为其于印学之另一成就。《十钟山房印举》将古玺印分为35大类，类中复加细类。古代旧谱杂乱无章，自《十钟山房印举》出，后出古印谱多从之。收古玺印之多、选取之精、品类之全、体例之善、印制之佳皆为印学史空前，备受学者盛赞。年12月，海曲王献唐历时8个月，辑自家旧藏古印刊成《两汉印帚》三册（图19）。一册收印五十六、封泥一；二册收印八十二（其中两面印三十）；三册附周秦汉印五十钮，附收印五十八、墨拓陶印一、封泥二。骘诸家谱集，自以陈氏《印举》为最博。”王献唐称：“陈氏所藏金石，凡所目验，悉为真品，无一伪作，此老巨识，当不易欺。”陈氏在考据鉴定古印之外，古印分类研究为其于印学之另一成就。《十钟山房印举》将古玺印分为35大类，类中复加细类。古代旧谱杂乱无章，自《十钟山房印举》出，后出古印谱多从之。收古玺印之多、选取之精、品类之全、体例之善、印制之佳皆为印学史空前，备受学者盛赞。年12月，海曲王献唐历时8个月，辑自家旧藏古印刊成《两汉印帚》三册（图19）。一册收印五十六、封泥一；二册收印八十二（其中两面印三十）；三册附周秦汉印五十钮，附收印五十八、墨拓陶印一、封泥二。
图19王献唐《两汉印帚》著录古玺印
年，王献唐为山东省立图书馆征集封泥五百余枚，辑成《临淄封泥文字》十卷。至年间，王献唐对古玺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王氏印学研究著述，多载于《五灯精舍印话》，手稿现藏山东博物馆。内容广涉印史、印谱、印人、印章形制、印文考释、刻制、传拓、辨伪、流传及篆刻技艺等，旁征博引，立一家之言，对探求印学源流、研究古文字、考证古代典章制度均颇具价值。晚清以降，地不爱宝，金石文物多有出土。王献唐于玺印之外，复于甲骨、金铭、陶文、泉布、封泥等相关印事者广事搜罗，包罗万象而剖析细微，故能触类旁通，独辟印学研究蹊径。其研究方法汲取考据学之精粹，又经现代田野科学考古发掘之洗礼，故而提升了印学研究的新高度。王氏印学研究更迥异于前人者，乃其不孤立于印学之中而研究，多印外论印。所论不限于印章本身之书体、形制、文献诸方面，乃据此以上考古代社会制度与历史变迁，引证渊博，富有创见，进而拓展了印学研究的新境界。
山东自古多名贤，篆刻名家迭出，代不乏人。早在明洪武二十二年（年），第一代明鲁王（荒王）朱檀卒，就有“天门一览”、“奎璧之府”等篆刻作品随葬于邹城鲁王墓中。而至明末清初，安丘张贞开创安丘印派，其篆刻技法和印学思想传其3个儿子、人称“渠丘后三张”的张在辛、张在戊、张在乙，尤以长子张在辛的篆刻成就最为突出。张在辛对于秦汉古玺印心摹手追，遍访当代名师，刀笔勤耕，经其不懈努力，将安丘印派推向了顶峰，成为清前期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印人，形成了“以秦汉印为基调，广泛借鉴南方流派之长，强调文化修养与品格，字法古今不紊，章法工稳自然，讲求笔墨精神，刀法冲切兼备，线条古穆苍劲，面貌平妥典雅”的安丘印派风格。（图20）致使“以铁笔传于世者，海内共推安丘张卯君先生”。此后安丘张氏一门名家辈出，潍县郭伟勣、郭启翼，长山聂际茂以及张在辛七世孙张公制等将安丘印派传承发扬达两百年之久，此篆刻流派传承有序，成就斐然，在中国印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至今依然具有传统示范作用。
图20安丘张氏印谱
乾嘉时期金石学进入鼎盛，随着甲骨、简牍、印章、封泥、陶文、瓦当等的大量出土，一方面丰富了金石文字研究的内容，使金石文字之学成为一代显学而为学界所重；另一方面，也为篆刻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源头活水，促进了印学的觉醒和兴盛，并将篆刻艺术导入了师法秦汉的正途，使印人找到了以古玺印作为取法之根基，守可得高古韵致而不落时人流弊，放可推陈出新而不失古典法度的金针圭臬。山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金石文字遗存，孕育出了众多的金石文字学家兼篆书篆刻家。代表性人物有高凤翰、桂馥、陈介祺、王石经、孙文楷、丁佛言、孟昭鸿、王献唐、董井、山之南、朱复戡、蒋维崧等（图21、图22、图23、图24、图25），他们或研究、考订金石文字深得旨要，或收藏金石古物富甲一方，在其篆书和篆刻的技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成就显著。在金石文字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明显的学古、鉴古甚至复古风尚，以金石研究为底蕴，以字法谨严为根基，以师法秦汉为门径，以推陈出新为归宿的山东篆刻群体。此群体深刻影响了山东篆刻艺术的发展和走向，积极地促进了山东篆刻艺术的繁荣，共同构建了山东篆刻的壮丽殿堂。
图21高凤翰篆刻“家在齐鲁之间”
图22王石经篆刻
图23丁佛言篆刻
图24蒋维崧篆刻
图25朱复戡篆刻
（按：本文所参考引用的文献和图版资料，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书协副主席、山东省书协主席顾亚龙担任总主编的《山东书法全集》（甲骨文卷、古玺印卷、秦汉刻石卷、封泥卷、明清篆刻卷等）。
作者简介：谭宏熙，现为山东省书协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山东省青年书协副秘书长兼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齐鲁师范学院教师。
（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