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绿色夹克配牛仔裤，面色红润，目光炯炯，若不是一层“白霜”覆盖而若隐若现的黑发，很难猜出眼前的他年届古稀。这位风趣、敦厚、别具一格的先生，就是著名考古学家、书法家、篆刻家、书法理论家赖非。
惊蛰前，本报记者三访赖非，听他讲述考古历程、治学感悟。谈及人生轨迹、学术生涯，赖非引自拟的“晚上一联”：“七年挖墓，卅年拓碑，学书、学画、又学印，偶尔小酒骄傲有；一篇归纳，两篇划分，有虚、有实、皆有据，经常大言谦虚无。”
赖非说，这两句话把自己一生做的事都写了：挖墓、拓碑是职业，书、画、印、酒是爱好；一篇归纳，指的“书法环境—类型学”理论；两篇划分，指对云峰刻石、北朝佛教刻经的调查与分析；谦虚无则勾勒性格——喜欢直来直去，既不懂“骄傲”，也不懂“谦虚”。我们的访谈，也在无拘无束中进行。
田野里端来什么“饭”，就吃什么“饭”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年并入山东博物馆）旧址内赖非先生的办公室，依旧保持40年前的简陋状态。书架上各种书籍码放整齐，东墙挂着四幅墨竹画。办公室中间放置一张大桌，桌面、桌洞内摆满近期研究所需用书。虽已退休十年，赖非从未停止对山东石刻的研究，每天雷打不动来“上班”。
在办公室内转一圈，别有洞天，颇有寻宝之感，除满屋直观可见的大字，在里屋门框边，有一列铅笔小字——“学问没有第一，艺术没有第二”“诗贵奇、书贵格（品）、画贵静、印贵闲”，转角处墙上还贴了五张记有各类待做事项的信纸。
“想到就习惯写下来，怕忘了。”赖非操着字正腔圆的邹城话解释。数十年来，赖非走遍大江南北，无论走到哪里、和谁讲话，都用方言，底气十足。年，他去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佛教寺院考古”。第一堂课约有二十人听讲，其中有中国留学生，也有欧洲、美国、日本的学生。
赖非开口一讲，有位欧洲的学生问：“赖老师，您讲的是普通话吗？”
赖非答：“不是。”
“为什么不讲普通话？”
“你知道两千年前的孔子怎么讲话吗？孟子怎么讲话吗？”赖非指指自己的嘴巴，“就是我这个腔调！”
“哈哈哈……”全场一片笑声、掌声。
文化、文明之魅力，穿越时空；考古，则以科技之光照亮文明源流。年，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赖非先后供职于山东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和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当时，从诸城呈子遗址、莒县陵阳河墓地，到兖石铁路钻探、曲阜小雪汉墓发掘、林前战国墓发掘的考古现场，跃动着“小赖”的身影。“我们面向社会第一线，田野里端来什么‘饭’，你就得吃什么‘饭’。让你去挖遗址，遗址堆积既有史前的内容，也有两汉的叠压层，甚至宋元的墓葬。喜欢归喜欢，毕业后的生活绝没有想象中的一厢情愿、五彩斑斓。”赖非回忆。
考古工作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考古人到了现场却“下去不愿意上来”。“一辈子干考古，我觉得非常幸运。能和古人对话，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事。尤其在接近墓底、快要出‘东西’的时候，遥远的故事即将拉开序幕，一位几千年前的先生（女士），将用身边的所有，向你讲述一切。”赖非说，墓主人可能会告诉你，他的性别、年龄、身份、身高、长相、体重、职业、爱好、地位，他的家人、财富、姻亲，还有他的所思、所想、所恶、所求，“他要把自身的叙述变为生命的叙述，把自己的经历变为人类的经历”。
年春，赖非和莒县博物馆苏兆庆先生蹲在陵阳河边洗手时，发现了埋在砂层里的陶尊残片，进而找到了被称为“陵阳古国首领墓葬”的M6号墓葬。陵阳河墓地的发掘轰动世界，特别是几座大墓中一般会随葬一件陶尊，其腹部刻有图像文字，共发现了十三字、七种。这些墓葬关系清楚的陶尊图像文字，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它的绝对年代，根据地层遗物与墓葬随葬品C14测定，距今五千年，这为“中国有年的文明史”一说提供了凿凿可据的实物。
多年来，社会上曾有人戏言“考古考古，连蒙加唬”。“外人看我们‘连蒙加唬’，实际上在考古学者心里都装着一幅非常清晰的器物群图。干的时间越长，这个器物群越复杂，空白点越少，这背后有科学原理的支撑。”赖非解释。
心中有一幅山东石刻的完整地图
年，赖非调入刚设立不久的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参与云峰刻石的科学考察工作。云峰刻石是一组关系极为密切的石刻群，分布在莱州云峰山、大基山、平度天柱山、青州玲珑山上，绝大多数为北朝时期光、青二州刺史郑道昭、郑述祖父子主持镌刻。
这一次，赖非打破传统金石学局限，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进行全新考察。除了对刻石及其周边的遗迹、遗物采用田野考古常用的方法获取资料外，他采用类型学的方法，根据作品各不相同的笔画形态特征，结合每一组刻石的时间、内容、镌刻位置等相关信息综合分析，把47件云峰刻石分成7组，分析出只有一组10件作品是刺史郑道昭所书，其他则出自幕僚或道士等人之手。这纠正了历史上沿袭近千年的“云峰刻石出自郑道昭一人之手”的错误观点。
云峰刻石调查告一段落后，赖非着手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汉代画像石、汉代碑刻、出土墓志等的调查与研究，直至年9月退休。“只有深入田野，才能对文物进行综合性研究。许多做研究的人，没有精力亲自到山上对着石刻临摹，因此我们将石刻做成拓片是非常必要的。开天辟地的工作必须有人去做，只有这样，后续的艺术展览、研究、临摹与欣赏才能够有序进行。”为做出完整、高品质的拓片，赖非反复磨炼自己的技艺。年，在铁山做石刻拓片时，他和队友一行五人，花了整整80天时间，将摩崖石刻反复拓了三四遍，选出一套墨色清晰、层次感强、还原度高、效果最好的拓片。
传“神”，是拓片者毕生追求的目标。捶拓工具、手法、制作流程、装裱、天气情况，甚至拓工是否识字、会写书法、知道石面某处有字、精于捶拓等，都会严重影响甚至决定拓片的最终形态。“每个人在不同时间做出的拓片，都不一样。一张好拓片，一定是传神的，是一次透彻的二次创作，是传拓者自我精神的表达，也是传拓者与书写者的巧妙融合、隔空对话。”赖非感叹，“三十年才能修炼一个好拓工”。
年秋，赖非开始对山东全境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历时三年有余，开掘出一条新的学术路径，对北朝刻经书写者僧安道壹及其刻经活动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当年，僧安道壹在山东、河北等大小山脉留下足迹，在23座山上留下了处刻经书法，小有简单的几字佛名，大有洋洋千言、面积阔达两亩多地的鸿篇巨制，其中著名的有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葛山《大集经》《维摩诘经》等。
此后，赖非深入考察山东境内的汉画像石、古代玺印、历代墓志、古代铜镜及圆雕艺术品资料……在他心中，有一幅山东石刻的完整地图。他说，石刻艺术是山东古代文化遗存亮点中的亮点，是全国石刻艺术的典型。尤其是秦汉碑刻，其数量占全国总数的60%左右。山东石刻艺术具有鲜明的特点：时代早，内容多；保存完好，相对集中；个性突出，气魄宏大。
山东石刻研究，任重而道远。在海德堡大学讲学时，赖非了解到该校考古系用锲而不舍的马拉松精神研究罗马时代的铭刻，肃然起敬。这项研究始于年，此后薪火相传，课题始终在考古系进行着。出版的资料、研究成果集，已排列了满满一书架。“一样的开本、设计、装帧和书名，连书的颜色也没变，给人感觉像一次出版的若干分册。”赖非介绍。
以学理而言，针对齐鲁大地如此丰富且异常复杂的文化遗存，仅仅田野调查、制作拓片并厘清部分作者行迹与文本内容等基本信息，便耗费了整整一代学者的数十年光阴，而接下来在宗教学、文献学、铭刻学、历史学、艺术史、环境学等方面的深入探究，如今才刚刚起步。“希望大家有机会